很多远古的民族都有利用一种草叶、树叶、果实榨出汁液，用于进行与宇宙和神交流的仪式，并使用碗盛放这些汁液。茶传到欧洲是16世纪的事情，但在东方，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人们就开始喝茶，作为茶文化的中心，绽放出东方特有的文化价值。另外，在欧洲和美国以发酵茶中的红茶为主，而在东方则喜欢不发酵的茶——绿茶。

那时中国茶具的形态已经形成，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同时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但在韩国，茶具是宗教仪式上贵族专用的，所以存在所谓阶层使用的特殊情况。我感觉中国重视茶具的程度不如对茶本身的重视程度，而日本更为重视的是使用茶具，与茶一起存在。日本认为古代器物的形态是定型的，因此，通过茶碗饮用抹茶的风俗一直存在至今。

从韩国与水相关的各种民俗来看，人们一直以来都把水视为神圣的东西。韩国的水不贵，也不缺清净的水。自古以来三千里各处都是清澈的水，在韩国的气候和土壤中生长的茶质量上乘，因此韩国的茶有自己的特点，具有卓越的口味和功效。

茶文化的核心不是茶，而是人，人们使用过的茶具是其次的核心。饮用后的茶叶并不重要，茶具经历了时间的消磨保留下来，所以它成了我们研究茶文化最重要的证据。在《茶具的了解》( 朴弘宽著，衡雪出版社 2013) 中上著述有这些。因此，茶具的历史是从在人类最先需要的盛放食物的器皿中逐步产生的。

陶器很好地展示了这种观点：陶器中与茶有关的茶器皿，即盏，很早便发达起来。从使用期间和制作数量来看，陶器最为广泛，具有伽倻时代最大的特点，数量最多，形态也多种多样，有烹饪用的，储藏用的等等。除了碗、盅、杯、钵、大碗的形态外，还根据祭祀等仪式种类不同，形成了不同形状，船、马、鞋、车轮样子的盏也做了出来。后来，陶器才开始在盛放食物的原始的陶器上，表现出了追求形态美、装饰美的高水平的造型要素。

从古代伽倻地区出土的陶器盏形形色色，美观，实用性强，可以看出比新罗还要发达。伽倻地区陶器盏之所以如此发达，是因为土地肥沃，生产的粮食丰富，通过海上贸易，很早就接受了外国文物。伽倻的陶器盏文化如实地体现了喝饮品作为嗜好的高文化水平。伽倻的陶器残文化是新罗文化的母体，这再次对高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47年，李能华的《朝鲜佛教通史》中写道：“金海的白月山上有竹露茶，据说是水路王妃许氏从印度带来的茶种子。”有文献证据表明，4世纪后期百济(现在的全罗南道罗州地区)也长有茶树，与此同时还在寺庙喝茶。至此韩国进入了中国茶文化的学习时期， 首先，茶树比828年更早以前就在智异山一带广泛生长，即使说828年从唐朝带来的茶种子确实种在地理山麓，也不得不反问为什么种在地理山麓。换句话说，在朝鲜半岛，唐代初期已有茶树，饮茶文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从喜欢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的观念来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有记载：“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兴德王三年 (828)春天正月的时候去唐朝的使臣金大廉拿来了茶种子，于是国王把它种在了智异山。书中还包括了韩国从善德女王时期开始的茶文化历史由来及发展。但是，茶是善德女王时期的饮品，而直到200年后才盛行。善德女王在位与唐朝太宗几乎同代，如果是文宗，可视为中唐后期。

另一方面，在日本，早在《正仓院文书》中就有“DOU”的说法，有人认为这就像饮 的“茶”，但也有人解释为，不是茶，是叶子菜的一种。文献上可以明确确认“茶”字的是《日本后记》815年4月22日。

从1423年三浦倭馆开始到1573年室町时代结束的150多年间，日本国王寺僧侣访问朝鲜的次数达140多次。其间去过朝鲜的日本僧侣大概有2,500多人。大德寺是日本国王寺去过朝鲜的日本僧侣们经过的地方，日本僧侣们在这里首次体验了朝鲜文化。

日本僧侣看到由一间不超过10平方米的房间和一间厨房组成的小窝棚，家家户户都会幸福地生养子女的朝鲜百姓，就想知道在小屋中如何住着这么多人。走进小屋的房间里，他们看到，房门很小，没有换气窗，房间里竟然很舒服，还有一个神秘之处就是房门紧闭，坐在房内，根本感觉不到闷闷不乐。睡了一夜后，疲劳竟然完全消除。他们建立异国的小茶室也是在朝鲜的窝棚中获得灵感。

另一个日本茶道的骄傲——茶室是朝鲜时代佛教建筑和民众窝棚的巧妙结合，韩国的文化痕迹在日本文化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朝鲜的寺庙中很多地方都有一个特别的房间，这里叫作“独参房”，用于参禅。在禅家单身进入师父的房间，亲密接受教诲或弟子从老师那里被传授佛法的深奥意义叫作入室。

这是修行者独自进入师父的房间，提示出对特定公案的自己的看法，接受师父检查是独参一样的意思。这间屋子两个人坐在一起膝盖碰到，互相伸手会碰到对方身上，非常狭小。这个“独参房”应该是另一个茶室的原型吧。因为历史性和修行者经历的过程和结构很相似。

包括韩国的古器皿在内，韩国的古玩流传到日本后价值变得昂贵，所以日本人非常关注韩国古代器皿。变成了韩国古代美术品的专家，1592年至1598年间被劫持到日本的朝鲜瓷器匠和战争中掠夺的朝鲜古代美术品在他们那里有高度评价。

其中，茶碗、茶盏等茶具成为日本人主要关注的话题。韩国的生活杂器也被日本茶爱好者变成了茶碗。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初期开始的收集朝鲜器皿的热情在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冷却。总督府为了把旧韩国碗带回日本，向韩国人供应了大量生产的日本碗。放入模具里印制的日本碗是白瓷的种类，随着韩国人不再使用本土旧碗，一直维持至今的传统瓷器市场因经济困难而不再生产韩国器皿。总督府希望韩国的传统器皿和瓷器场被消灭。因为传统器皿中蕴含着该国的民族精神。

韩国许多瓷器厂的员工因生活拮据而改行或去日本做日本碗的技术工人，但是留下的瓷器厂员工创造了酱缸和坛子，只是没有人做茶器皿。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韩国的茶文化和茶具完全变成了日本的茶具和茶文化。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毫无准备地迎来的解放既是一种喜悦，又是一种新的混乱和痛苦。在这种漩涡中经历的战争给韩国带来了极度的贫穷和创伤，韩国的茶文化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种茶文化的遗失上，自由党政权的外交政策使咖啡和红茶开始进口并普及，但5·16 军事政变爆发，军事政权使咖啡和红茶成为虚礼浮食被禁止进口。从那时起，国内就没有生产茶叶的人了，于是，他们从中国和日本走私进口了绿茶。1962年，韩国首次利用河东花开的茶树叶生产绿茶，这就是金福顺(1916—1992)、赵泰衍(1919—1996)夫妇创造的制茶法。在日帝时期的茶厂担任日本绿茶制造技术员的金福顺和她的丈夫赵泰衍的献身努力使茶成功商品化。以这对夫妇的宝贵业绩为根本，制茶法得到普及，韩国的茶文化重新进入“初期阶段”。

虽然韩国土地面积很小，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和清澈的水能生产好的茶叶，而且用清澈的水非常适合泡茶。曾经，韩国优秀的陶工和陶瓷文化被掠夺，结果茶文化的文脉被切断。1962年，韩国的绿茶商品化批量生产获到了成功，茶文化逐渐扩散。不过，韩国茶文化应该向着反映韩国人的精神、思想及哲学的韩民族固有性的方向更加系统化、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