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修行的主要方法是戒、定、慧。

戒就是要僧人不饮酒，不非时食(过午不食)，戒荤吃素;定和慧，就是要僧侣息心静坐，思禅悟道。

因此就需要有一种既符合佛教戒规，又可以清除坐禅久坐困乏带来的疲劳和弥补“过午不食”、“戒荤吃素”的营养补充物，而茶的提神益思和生津止渴的药理功能，以及其所含的丰富营养物质，自然成了僧人的理想饮品，是以僧人饮茶修行并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寺院茶文化。

中国的寺院茶文化历史悠久。佛教是公元前6-5世纪由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释迦牟尼创立的，最初从西域传入我国。但佛教在我国的正式流传，还是东汉初年的事情，至魏晋特别是南北朝这一时期才有了较大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僧人已有尚茶的风气。陆羽在《茶经》中，就多处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可见寺院饮茶之风已成气候。

到了兴于唐的唐朝，茶叶的兴盛是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据《封氏闻见记》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

盛唐时期人称“赵州古佛”的赵州从谂禅师不仅自己喜欢吃茶，还经常以“吃茶去”三字接引学僧，使此三字禅语流传至今。

中唐以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所吟：“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唐朝寺院的寺前、院中、庙后、墙外，往往都种之以茶，自种、自制、自饮。

事实上，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唯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和宣传茶叶。

究其原因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寺僧特别是级别较高的僧人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书作诗以宣传茶叶文化进而将饮茶发展成寺院制度的一部分。

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

寺院禅堂内的“茶鼓”，是召集僧众饮茶所击之鼓;寺院专设“茶头”掌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

在南宋宗开禧年间，经常举行上千人大型茶宴，并把寺院中的饮茶规范纳入了《百丈清规》，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道相结合的标志。

宋《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

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

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还有僧人吸取民间方法，将茶叶、香料、果料同桂圆、姜等一起煮饮，称为茶苏。

到宋代，余杭径山寺还举行茶宴和半茶活动，并且发明把嫩芽茶研成粉末，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对促进民间饮茶习俗普及有重大作用。

唐宋期间，日本传教高僧先后中国茶籽和寺院的饮茶方法带回日本。

唐代，日本传教高僧最澄于唐德宗二十八年(公元804年)来到浙江天台国清寺学佛教，次年回国时带回茶籽，同时也带回了中国佛院的饮茶方法，这是中国茶文化通过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

公元806年，日本另一位高僧定海法师来我国学佛，归国后大力推行中国式的制茶、饮茶方法，在朝廷内专门设立“制茶所”，掌管茶叶生产。

南宋时，日本禅宗领袖荣西曾两次来中国，到过浙江天台、四明、天重等佛教圣地，对佛教尤其是禅宗造诣很深，被宋孝宗赠予“千光法师”称号，荣西大力提倡饮茶养生之道，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

书中曰：“饮茶消食，频饮茶则气力强。”“茶是养生之仙药，迎年之妙术。”他把中国佛院中的饮茶方法引进到日本，并制定了日本的饮茶仪式，形成了具有日本独到风格的茶道。

日本高僧南浦绍明也曾于宋代到中国学佛，他就学于杭州净慈寺，同时也学习了中国的茶礼，归国时将中国的七部茶典一起带回了日本，其中《茶道轨章》、《四谛义章》两部为后人合并抄为《茶道经》。

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即是来源于其中。

到了明代，寺院茶文化进一步发展，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创始篇》中记载：“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

这便是闻名中外宜兴紫砂壶的起源，僧人用紫砂制作各种陶罐陶壶，用作己用，特别是用来泡茶。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说明佛与茶的不解之缘。

清代，中国茶馆文化、茶俗文化取代了前代以文士主导茶文化发展的状况，茶文化深入市井，走向世俗，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民间多有茶事活动举行。

浙江江山《茶会碑》记录了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江山万福庵主持月朗等僧俗聚资施茶行善，“以济行人”之事。

可以说寺院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传播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佛教僧徒不仅促进了饮茶之风的普及和向外传播，而且在茶叶的种植、焙制、茶具制作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今天很多寺院、僧人继续传播着寺院茶文化，丰富着中国茶文化，想必千百年后也有茶人会盘点21世纪的寺院茶文化，说一说茶与佛在历史长河上的缘分。